说事儿（68）|| 庞旸：80年代的蓝颜知己
多雪的冬天，更容易使人怀旧。今日没来由地想起了他，刘连增。
他早已于1991年故去。如今这个世界上除了他的亲人，不会有人还记得他。但不知为何，在这样一个混沌阴沉的冬日，他的样子在我眼前却格外清晰起来。
怀念他，就是怀念80年代那个空气中充满了活力与希望，一切都有可能、一切皆可梦想的年代；就是怀念我们逝去的青春。
①
80年代初，我和他相识于新成立的“北京电大学刊编辑部”——年轻编辑们都来自77、78级——文革结束后首批考进大学的毕业生。
那时社会上成人高等教育很繁盛，电大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所。说到底，这些成人高校就是为那些被“十年”耽误、无缘进正规大学的年轻人提供一个亡羊补牢、拿到一个准大学文凭以立足社会的机会。
对电大这种远距离教学来说，教学刊物是必不可少的辅助手段，学员对它依赖性很强，我们这些小编辑也乐得做这种助人成才的工作。
来自首师大中文系的我，主编一份《语文学刊》，人大经济系毕业的刘连增，主编《经济学刊》，还有一位理工男张平，主编《理工学刊》。
我们刊登电大主讲和辅导教师的教学辅导文章，同时也有一些拓展阅读。
如我编的《语文学刊》，就刊登过一些著名文学家和语言学家的文章，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胡风的《“写在坟的后面”引起的感想》，那是他为电大写的一篇讲座稿，因某种原因讲座受阻，只好登在我们的刊物上；同时，还刊载学员的优秀作文和我们的点评，给学员一个创作交流的园地。
想来刘连增主编的《经济学刊》，也会有这样的拓展阅读。那个时候经济界、文学界、科技界、思想界都比较活跃，大家都在拼命吸收各种知识，做各种探索，因为“十年浩劫”欠的债、留下的空白太多太多了，人人都在为将要到来的发展和振兴做知识补课。
电大学员中也不乏青年才俊，他们来这里不全是为了混文凭，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真来充实提高的。所以我们办这样一份教学刊物，也是一个小小的文化交流园地，有时也会和作者、读者碰撞出学术与思想自由的火花。
刘连增，中等个，戴一幅黑边近视镜，书生模样；他总是微皱眉头，一副思考的神情；他很聪明，思维敏捷而健谈，天然具有了一种亲和力；他抽烟抽得很多，尤其在写作和聊天的时候，身边总是烟雾缭绕。
他年龄比我小几个月，但思想比我成熟。显然对他来说，电大学刊这个池子太小了，旺盛的精力必然要向更广泛的社会活动扩展。当时有个叫王通讯的办了一个“人才学会”，刘连增是这个民间学术团体的骨干。
本职之余，他成天忙于撰写经济学、人才学方面的文章，举办各种社会活动。他常利用办刊出差的机会，到各地的企业、农村去搞调查。
我和经济学刊另两位小女编辑，受他的感召，也将业余时间投入到这些社会活动中，自愿无偿地帮他搞社会调查。下班后，我们常留下向他报告调查结果，还就他提出的问题一起进行讨论。
有一次，他风尘仆仆地去湖北、湖南、江西等地跑了一大圈，回来后送给我一对景德镇的瓷花瓶，还有一大摞社会调查纪实。这些纪实不仅写了调查成果，也写了许多旅途中的经历和见闻。
我饶有兴味地读着，看到他怎样冒雨夜宿鸡毛小店，怎样搭农用车在泥泞道路上颠簸，怎样在慢车硬座上和农民工聊天……就这样获得了对中国底层社会比较深入的了解。
电大学刊的印刷承包给河间县一家小印厂，付印前，我们常要去那里做最后的校对和修改。一次碰巧我俩一起去终校，晚上下榻县城小旅馆。小旅馆被褥肮脏、蚊虫叮咬，叫人根本无法入睡，我俩干脆就坐在那儿，彻夜长谈。
那回，他跟我谈了他普通市民的家庭，父母文化不高，但都很淳朴。他没有什么家世背景，却有着大的抱负与志向——这也应该说是80年代青年的一个特点吧？
他对我说，他正在参与筹办一个能对中国社会经济改革产生影响的刊物，还征询我对刊名的意见，是叫《中国农民》、《管理的艺术》，还是其他的什么?
什么叫位卑未敢忘忧国，什么叫做以天下为己任，这不就是吗，我想。今天的年轻人未必能理解我们那一代的胸怀，可能还会觉得好笑，但那时的有识青年就是这个样子的。
不久后，这个叫做《管理世界》的刊物终于问世，刘连增担任主编，离开了电大学刊编辑部。
《管理世界》隶属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，主编自然就有相应较高的行政级别，按世俗的说法，他是少年得志，踏入仕途了。
当时，社会上出现很多这样的学术文化类报刊，官办的，民营的（当然上面都有个有来头的主管单位），一时间，呈现出百花竞开，各领风骚的局面。知识界思想活跃，社会上鼓励有个性的创新，年轻人对未来满怀憧憬和希望。
那时候，说得最多的是“民主与法治”，是“解放思想，大胆探索”。世上本无路，人人都在探路，大家都是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在众多参与“摸石头”的经济管理类学术期刊中，就有《管理世界》一席之地。
要论物质，那时候比现在可穷多了，简易沙发和黑白电视刚刚进入家庭，肉蛋奶等副食还要凭票供应，年轻人结婚凑齐多少条“腿”也不容易。但人们精神上是充实、昂扬的，因为相信社会在向好的方向转变，只要努力就会迎来更美好的明天。人们就是在为这个希望和愿景奋斗着。
他也提到自己的生活。那时，他正准备和未婚妻结婚，但这个婚姻似不完全出于情愿，而是出于“责任”——一个男人对自己应当负责的女人的责任。像他那样的人，儿女情长在他的精神世界中占比并不大。
令我吃惊的是他对生命的态度。他说，人生的价值取决于其深度、广度而非长度，如果做到了自己在世界上应该做的事，活到四十岁足矣。
当时我并没有特别在意这句话，觉得这不过是少年轻狂，随便说说而已。谁知这话在日后竟一语成谶。
②
刘连增是在80年代中期离开学刊编辑部的。那以后，小编们各自忙家忙工作，联系自然少了。两年后，在势不可挡的出国热潮中，听说他也辞职，去美国留学了。
日后在美国见到他时，他对我谈起当时出国的动机，说，办那样一份高端的经济类学术刊物，难免会接触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尤其是改革中的社会矛盾，有些是难以调和的；自己越是接近高层，越是反感官场的角逐。
我觉得他还是一介书生，富于理想主义色彩；没有权势背景的平民出身，也会平添某种坎坷吧。在现实与理想的反差面前，他选择了回避和出走。那个时候，中国年轻知识人普遍把眼光投向西方，向西方价值观寻找出路。
又过两年，我也踏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。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，刘连增来接，帮我转机。那晚在机场候机大厅，似乎数年前的情景再现，我和他又有了一次彻夜长谈。
那是1989年。
他跟我谈了来美以后的经历和感受，也谈了对中国、美国和世界的看法。
他来美后经历过非常困顿的时刻，因英语不过关，奖学金被取消，只好到纽约打黑工养活自己。他当过饭店招待、卖过报、送过外卖、下海捞过参……用辛苦赚来的钱交学费。
他白天打几份工，晚上上课，就这样渐渐修了好几门有用的课程，有了自己的研究课题，并得到某基金会的资助。
他的研究课题还是关于社会经济改革的，关照的还是中国问题。
为此他辅修了一些理工课程，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的方法进行研究。对这些我自然是不懂，只觉得他在美国还是学到了有用的知识，尽管学的是这样的苦。
他谈起打黑工的经历，当餐馆招待，一个人同时照顾7张桌；下海捞参，有两次卡在礁石缝里差点升不上来。更让我惊讶的是，他刚刚经历一场车祸，死里逃生，身上留下长长的伤疤。
而这些，他家人并不知道，也让我对朋友们保密。只差那么一点，他就这么悄没声地走了？我心有余悸地想。但对这些磨难，他都是一语带过，侃侃而谈还是对中、美，对世界各方面的看法，尤其是刚刚发生的那件大事。
让我有点意外的是，与当时普遍存在的愤激情绪不同，他的分析比较冷静客观。也许还是在国内办高端政经期刊的底子，他看问题比常人要深刻一些。可惜我没能把他的话记录下来。
我住在巴尔的摩，感恩节期间，有个机会来纽约玩儿，刘连增安排我住在他的住处，他去同学那挤。这是一间和其他两位留学生合租的半地下室，暖气半冷不热，每个人的狭窄房间只能容下一张小床、一个小桌。
一夜大雪，清晨，窗外传来邻居铲雪、扫雪的声音。室友结伴去大西洋城玩了。刘连增披着雪花跑进来说，今天，咱们去逛逛纽约！
我们游览了联合国大厦、自由女神像、时报广场、唐人街等名胜，刘连增说，来美两年了，沾我的光，他还是第一次参观这些地方呢！
在联合国总部大会堂，我们看到中国代表团的席位。他对我说，少年时他曾梦想过，长大要到联合国来工作。如今才体会到“早岁哪知世事艰”道理。
在洛克菲勒大厦前的溜冰场，我们感受到圣诞前浓浓的欢乐气氛，年轻的滑冰者像燕子一样轻盈飞快地掠过。但一想到正在遭遇磨难的祖国，我们的心情无论如何也轻松不起来。
大都会博物馆闭馆，没参观成。他在超市买了不少菜，施展大厨的手艺，为我做了一顿感恩节大餐。边吃，边劝我也来纽约，说对于没有身份的中国人来说，只有纽约这样的地方能找到存身之处。还说，如果我来了，他可以帮我找工作，安顿下来。
那一年，凡是到了美国的人，没有想回去的，再难也要坚持下去——其中很大原因是心凉了。我就听好几位留学生说过，本来是准备学成回国的，可是……
我也在“走”与“留”之间徘徊。对于我来说，未满三岁的儿子难以割舍，家庭的压力山大，留下意味着长时间母子分离，这是我难以想象和接受的。
最后，我还是下了回国的决心，这在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很傻。因为我回国不久以后，美国就给几乎所有在美中国人发了工作许可，接受他们留美，而我则永远错过了这个机会。
当然在我，选择回国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，我从不吃后悔药。从人生历程来说，任何十字路口的选择都有它当时的道理，我们只需把目光投向今后和未来，为明天努力即可。
回国后，我接着干老本行，还和同事一起创办了《英语学刊》。谁知就在第二年，正当我准备调到出版社做一名图书编辑时，传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噩耗：因某种不知名的急症，刘连增在纽约突然去世了！
我想这可能是误传，还辗转托人打听过，但终于也不得不信了。惋惜、悲伤之中，想到他曾说过：“干完在这个世界上想干的事，我活到40岁足矣”。而现实却是，他只活了35岁，而且，并没有干完在这个世界上想干的事。
我曾去他家，看望过他年轻的太太和幼小的儿子。一个很安静的女子，一个很可爱的孩子。可怜他，爸爸长什么样，孩子可能根本就记不清了。
“出师未捷身先死”，想到他曾经的理想和抱负，怎不令人扼腕叹息！
③
我与这位蓝颜知己，相识于80年代初，相别于90年代初。
那是中国人从噩梦中醒来，开始睁眼看世界的年代；是告别愚昧，开始有了人的意识的年代；是怀着一种纯粹的向往，为沉疴缠身的祖国寻找出路的年代；是幸运地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环境，想要有所作为的年代；是经历了大活跃、大进步和大挫折，渐渐归于沉寂和世俗的年代……
对于中国有理想有追求的年轻人，那是一个黄金年代；但也是理想之星渐落、开启了全民拜金社会的年代。
他去世的时间正是一个历史的节点——在中国，带有平民色彩的社会改革实验式微；青年知识分子的救世理想幻灭，大量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开始被制造。从此中国走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，却把道义、道德、真情等这些东西越来越远地甩到了身后。
我曾设想过，如果刘君不离世会怎么样？也许他会成为一位经济学管理学学者，在美继续研究中国问题，但这种研究能起多大作用，却要打个问号；也许他会被现实淹没，默默无为。
我还设想过，他如果压根就没出国会怎么样？他也许会被那场政治风暴席卷而去；也许会经商下海，发了大财，但凶吉未卜；也许他会顺应形势，跟着口径办刊，成为政经传媒界炙手可热的人物……但这一切设想，都毫无意义。
对于早逝的蓝颜知己，在这多雪的冬天，我只能说：你努力过了，奋斗过了，没什么遗憾。一切都是瞬息，都是命运的安排，能在怀着希望的年华走，也许是你的一种幸运呢。
愿你在天国得偿美好愿景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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